转 我的恨警察城管和日本的朋友——老袁
只有我一个人称呼他为“老袁”。他是租住在我母亲家的小区外面的临建平房里的卖菜的河南人小袁的儿子，上个月他刚过完3周岁的生日。
小袁和他老婆小张对我这样称呼他们的儿子，不大高兴——在工地上看管建材的小袁的父亲也叫老袁，祖孙“重名”，他们听着当然别扭。不过因为我对“老袁”很好，经常陪他玩，并给他买冰棍、零食，“老袁”和我也很亲近，所以小袁两口子也不好意思当面反对我这么称呼他们的儿子。
“老袁”虽小，而且没有上幼儿园，但他也有敌人的。他的敌人是警察城管和小日本。
上个月底，我认识“老袁”时，他刚刚因为想跟母亲去市场卖菜被拒绝而哭闹，他的母亲小张说：“那里有警察。还有城管呢！你要是去了，一定会把你抓走！”这招数很灵，“老袁”听了果然不再纠缠母亲了。我正路过，看到这些，很不是滋味，看着还在抹眼泪的孩子可怜见的，便把给侄子买的冰棍拿出一根送给了“老袁”。
“快谢谢大叔！”小袁见儿子毫不犹豫地接过了冰棍，就催他道谢。
“别这么吓唬孩子。警察虽然不都是好的，但是要让孩子懂得遇到危难时要找警察才对！”我对冲我微笑着表示谢意的小袁说。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恨警察城管恨到用警察城管来吓唬孩子的地步。我希望他们能明白：警察和城管是我们纳税人供养的为纳税人服务的，如果我们没有违法犯罪行为，是没必要怕他们的；何况孩子要是从小接受了错误的认识，将来改变起来是很困难的。
他们这样来京打工近十年的外地人，受警察、城管们的欺辱有多少啊？从他们要把仇传代的反应就可以知道！
和“老袁”相识几天后，我成了的两个好朋友之一，他另一个好朋友是他已上小学四年纪的姐姐。因为我不怕他的敌人——警察、城管和小日本，所以他很喜欢和我在一起。他只有两个朋友，同我一样，都够可怜的！就因为都有这样顾影自怜的状态，我们的交情一下子深厚起来，如同一对患难兄弟，于是我开始叫他“老袁”，他也按我的提议，称我为“小冯”。每天他都会在家门口等我；我呢？要是一天没见到他就会惦记——“老袁”会不会又摔了跟头？
我的担心总成为现实——上个星期天，我去见我的朋友龙女时，“老袁”和他姐姐在小区外的路上玩，摔倒了，头磕在石子上，眉间上方磕破了，到社区医院缝了三针。我下午回来，路过“老袁”家时，他正头裹着纱布，坐在门口吃煮玉米呢。他一见我就起身冲过来说：“小冯！小冯！我头破了！你看！”好象很有功劳似的。
我的眼泪花在眼眶里打转，抱起他问：“怎么了？”
“我自己摔的！他们打姐姐了！我自己摔的！”“老袁”指着站在门里看我的他的姐姐说。
“老袁”的姐姐是个害羞的小姑娘，从没有和我说过话。这时她眼圈还红着，躲在门边不愿出来，象是弄伤了我的朋友，对我也有愧疚似的。
“爸爸妈妈打姐姐是不对的，这不怪姐姐。”我故意说这话是给小姑娘听。
因为“老袁”的皮肤对胶布过敏，他头上固定纱布的胶布粘到的皮肤都红肿起来，很刺痒，所以“老袁”哭闹了一夜，纱布也被他撤掉，伤口暴露出来。昨天，我看见他脑门上缝合的针脚，就催小袁去给他重新包扎去。小袁向我诉委屈：“去了两次了，包上又被他撤开，换药花了9块，又包一次花了8块，再包还要钱。唉！人家医生说他皮肤对胶布过敏，没法弄！”
“哪家医院？换药那么贵？包扎不用胶布不行么？”我问。
小张回道：“就社区那儿。医生说，不用胶布没法包，弄不住。”
“我带他去！”我抱起老袁就去了社区医疗站。
没有再花钱，医生把我当成了“老袁”的爸爸，直跟我道歉，说那个给孩子包扎的是护士新调来的，让我原谅。我也没理会，临走还没好气地说：“要是纱布再掉了，我再来！”
从社区医疗站回来，和小袁打了招呼，我就带“老袁”回到我的家，我一边上网写帖子一边和“老袁”瞎聊。（我知道帮别人看管孩子要承担很大责任，但是因为“老袁”受伤了，需要特别优待，所以我不顾风险，把“老袁”领回来。妈妈也喜欢这伶俐的孩子。）
“老袁，你喜欢足球么？”
“啊？我要那个！小冯给我！”“老袁”大概是不喜欢，所以只顾着让我给他取他认为的玩具。
“你说日本队会赢澳大利亚么？”
“小日本！是坏蛋！打败它，打死它！”“老袁”忽然说。
他的祖辈恨日本人，所以传给小袁，小袁又把这恨传给“老袁”。小袁恨警察和城管，也教儿子恨，但是那和恨小日本不同啊！希望彻底改变造成这种恨的环境，让这恨快些消失！
日本队果然如“老袁”所料，日本队1：3负于澳大利亚，但是日本足球队的失败与我们的爱国情绪有何关系？我本想把这作为个喜讯报告给“老袁”，但经刚才这么一想，觉得以此来糊弄孩子也显得浅薄了。我要把他当朋友，就不能欺骗他！
